因此，它是用来定义关于数据的决策过程的，指向一个战略性的长期过程，通常出现在达到相当成熟水准的组织里。

[42] 正是由于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东方国家往往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该概念输入之时，即开始伴随着内在的意义变迁。此法学一层加高之一明证也。

而与此不同，梁启超则倾向于将权利建立在道德而非法律基础之上，用安婧如的话说，在此方面，他容忍了诸多儒家的主题。论及权利概念输入的基础，更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西方式的权利概念传入之前，中日等东亚国家是否具有某种相当于权利的观念意识？ 对此，日本学者过去一般持否定性的见解。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的论断。权利一语就是其典型的标本。一旦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每一个法政概念的移植都可能有其具体契机、文本依据、移植回路、传播历程与意义变迁，以致可以分别构成一部又一部各别的概念移植史。

[55]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998年)之后，受到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56]形成了内容上更为新颖和丰富的自由权利观。[50]对此，当代日本学者也有反思。实践表明，像斯里兰卡等国，作为卫生事业并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时间就高度重视，表现为不敢怠慢和不能有闪失的谨慎态度，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良好效果。

日本病毒学家岗田晴惠公开称赞中国的反应非常厉害。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被称为COVID-19，这是权威的命名。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应对疫情的挑战，各国成功战胜疫情后更可能面临疫情卷土重来的危险。第一例MERS病人在2012年6月出现。

中国只是作为发现地国，最早拉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警报，在探索未知的疫情风险方面走在前面，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后来疫情的发展完全打破了这种虚假的想象。

历史上，西班牙流感的起源地并非一开始就很明确，经年累月之后，这一源于美国的流感才被错误地命名为西班牙流感。来自被视为疫区的人会被孤立、排斥甚至攻击，那里的商品和货物可能被阻拦和拒绝。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最早源于何地，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论证的科学命题。因为封锁和隔离的举措，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成效是显著的。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5月29日。同时，我们不需要被这种无底线的法律骚扰行径困扰，更不必恐慌。在历史上，没有追究流行病疫情源头责任的先例。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因为过于自信，在不确定性面前采取了放松的态度，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庞大而复杂的监督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分权制衡、合理配置权力的理念落实到各种制度或者机制之中，最终在各层面各领域架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也必须尊重并履行行政决定，要行使抵抗权则需以法规范的明确授权为依据。

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重点在于建构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合法的规范的运营机制，即确保行政主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真正依法且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在我国，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渊源，是权力的终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依法使强制性、惩处性的手段成为共同准则。政府机关作出的决定、命令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遵守、维护和实现。要处理好改革与立法、创新与执法等各类关系，需要在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范中贯彻落实，建构与之相适应的评价和责任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在国家政权体系内外有诸多治理主体，纪委监委、党委政法委、组织部、公检法等都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机关。既要重视教育，又要强调监督，更要设置相应的惩处。

一方面，要使行政主体和公务员清楚自己的使命、职责和权力边界，做到依法裁量，过程透明，法规范不足之时，再辅之以理以情，运用法的原理和法解释的手段，为了公共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作为或者不作为。预防和解决腐败重在确保依法行政。

因此，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之际，应当注意处理好行政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定位和现实处境的关系。以良法求善治，完善治理的法体系。

如此，从源头预防和解决腐败则可期待 作者简介：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正是这样的坚实保障。

在现代国家，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其管理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所作所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息息相关。建立健全这些制度机制，是依法决策的重要保障，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应当注重提升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规范的质量，强调法规范解释的科学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实效性。这就需要始终强调和贯彻落实法治行政原理的价值指引，把程序公正放在突出位置，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使相关制度、规则和标准依托于完善的程序支撑，增强权利救济的实效性。

对行政行为不服，则应当通过法定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乃至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等救济途径来主张，以纠正该行政行为的违法或者不当，寻求法律上的权利救济。另一方面，要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清楚自己的定位、权利和义务，要尊重、服从行政权力，积极参与行政过程，在秩序中享受自由，在规则下追求幸福，从源头消解行政权力寻租的土壤。

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当以坚持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就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确立了5项重要制度：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责任倒查机制。这就必须有一系列办事程序、标准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予以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确认、承继和发展了十八大精神，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特殊情形下，若要突破上述法律规定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手段，则应当适用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特别法。而政府责任体系唯有与科学评价机制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让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底线思维，让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指引。法治，不是机械地履行法律条文，但必须以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为基本依归，同时还必须是积极、能动地理解和实现法律精神，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及个体利益。

预防和解决腐败重在制度保障。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进治理的法治化。

要从机制和制度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和完善，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融入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中，才能够真正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范都确立了相应的法律保留原则。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和权利观念。行政法承认行政主体依法享有命令权和形成权共同构成的支配权，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以及行政的自行强制权等诸多优越性，其目的是通过行政权来实现和保障公共利益，并尊重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